煤炭行业信息化的关键是流程再造

认识到这个特殊性，就会理解反省的活动为什么如此普遍而激烈，因为这事关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一般认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化，二是刑法适用的刑事政策化。只有被标识为目的的政策价值，才能被纳入刑法适用的过程，从而影响教义学理论的构建或刑法条文的解释。

对于从事刑法学的研究者来说，重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层次的研究几乎是出于专业的本能。宪法可能没有坚硬的牙齿，但是刑法有坚硬的牙齿。刑事政策随意介入案件处理中定罪与量刑的决断，表征的是这样的一种现实：来自政治系统的权力，在按政治的逻辑对法律系统实行干预乃至宰制。这样的一种刑法体系，无疑背离了李斯特时代将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作分离性处理的方案。④归结而言，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旨在强调，刑法教义学体系的构建，在遵循合逻辑性的同时还应考虑合目的性，在逻辑性与目的性的关系上，逻辑性必须服务于或者至少是合于目的性要求。

换句话说，规范的有效性就是刑法法益，刑罚是直接维护它的措施。实际上，经过功能主义刑法体系改造之后的刑事政策，成为兼具方法论与实体性双重含义的范畴。然而，除此之外的权利，将会很难被取消，例如选举权就是如此，因为它并不是纯粹的制度权利，而是政治参与这个非制度性权利的具体化。

为了跟文章的讨论一致，我修改了Biasetti所使用的例子，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主张。第二，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允许权利人的同意是否认他拥有这项权利的正当理由，那么在某些情形中，这将会增加伤害未同意者的机会。[57]所以我反对Dworkin的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的理论。但这个译法在生命权等典型情形中涵盖不够，无法表达出与自杀、安乐死相一致的内涵，所以文中一律翻译为不可放弃的权利。

只不过，这并不是有权利所施加的禁止性理由，而是其他的道德价值导致。[4]例如，当面对一台电脑时，描述性概念关心的是，存在一台电脑的表述，是真的还是假的。

[54]将尊严理解为尊荣/荣誉又会如何呢？由于尊荣/荣誉通常是一种作为地位的尊严（dignity as rank），[55]因此它通常与社会安排联系起来，并且只是针对占据特定地位的主体，因而有等级制的色彩，所以它能够区别于最为价值的尊严。[4]因此，这部分的规范性概念，其本身被视为一种独立的道德价值，并且会成为做出特定价值判断的根据。然而，还存在第二种理解的可能：这是对于其他人（义务人）、而不是对权利人的限制，即尽管权利人做出了放弃该权利的恰当表示，但是其他人依然不能因此就有理由入侵原本被权利保护的领域。也就是说，将通常理解为或者……或者……（either… or…）的相反关系，修正为不同时拥有（not both or not and）的含义。

为了论证的需要，本节将粗略处理一下前一个问题（第七节会重新回来），而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后一个问题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不可放弃的权利即使存在，也不意味着这种权利是不可失去的。如果尊严是不可放弃的，就意味着至少会有一种权利具备这个性质，那么不可放弃的权利仍然会成立。然而，如果从这个结果出发，认为承认权利的放弃将会同时引发道德禁止的效果，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结果，就会得出权利不可放弃的主张。

于是，那些与尊严关联不大的权利，就具备可被放弃的属性。由于此时的讨论重心，已经转移到对其他人的限制上面，所以这将是个关于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的故事。

例如，假设生命权就是这样一种不可放弃的权利，那么即使我以明确且深思熟虑的方式表达我想死（放弃生命权），但这并未使得其他人由此从不得侵犯我的生命权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从而导致他杀死我的行动不再受到生命权的禁止。更重要的是，这也呈现了为什么不可放弃的权利是对于选择理论的严峻挑战。

也就是说，权利在此时要么被视为服务于家长主义的工具，要么被视为服务于伤害原则的工具。[47]所以，即使不可放弃的权利看似因此成理了，但这同时意味着，它在一开始就不再是个权利现象了。然而，一旦离开权利单独观察与权利要求相反的行动这件事情本身，那么它就存在两种可能：它或者是道德许可的，或者是道德禁止的。[29]这种回答方式，通常跟Nozick连在一起，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1974，p.58。[44]所以，就缺乏指责霍菲尔德一开始就接受权利可放弃的理由，也缺乏将不可放弃的权利排除于霍菲尔德理论框架的理由。如果权利是个工具，那么权利就是不重要的。

[6] 基于这一点，就能够区分侵犯权利的两种类型：不当侵犯权利（violation of rights）与正当侵犯权利（infringement of rights）。所以，你才容易理解武士的尊严教师的尊严等表述。

②X有权力要求或取消这项权利的落实的事实，对于X拥有权利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此外，这还说明：权利被剥夺，其实被看成是回应严重道德错误的一种惩罚（punishment），所以这种道德错误是处在权利这件事情的范围之外，而无关是否存在做错事的权利这个话题。

因此，不可放弃的权利就只存在一种单一的类型，即权利人同时拥有主张（权）和无能力。然而，无论是义务还是豁免，它们却不是不可放弃的权利这个概念的内容要素。

其中，权利的丧失比较简单，而权利的被剥夺将会花费一定的篇幅。[27]然而，一旦同时被附加上一项无能力，那么权利人基于自己的意志想要实现放弃权利的目标，将不再具备达成的可能。然而，在权利禁止+道德禁止的情形中，权利的放弃，即使获得了解除权利禁止的效果，但是它并不能获得道德许可的效果。[12]Jeremy Waldron, A Right to Do Wrong, in his Liberal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3-87。

这类权利，通常并不是纯粹的制度权利，因为制度权利既然是可以被赋予的，那么它在理论上就是可以剥夺的。例如，我将一件废旧的衣服扔到垃圾箱，两个人几乎同时拿到这件衣服，但一个人为了换钱、一个人为了御寒。

[19]陈景辉：《法律权利的性质：它与道德权利必然相关吗？》，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6页。如果你像我一样，既在价值上认同权利的重要性，同时又是个意志论的支持者，那么不可放弃的权利看起来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问题是：这类或这些权利本身所拥有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以不可放弃的修饰定语来加以描述吗？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类或一些权利，它们的重要性到达不可放弃的程度？在理论上讲，不可放弃的权利的成立与否，还是检验某种特定权利主张是否成功的攻防焦点：利益论（interests theory）的支持者通常认为，如果不可放弃的权利是成立的，那么意志论（will theory）这个理论对手，将会因为无法匹配这种权利而成为错误的主张。七、不可放弃的权利在概念上成立吗？ 现在就可以转向不可放弃的权利的另外一个批评，这是一个高度依赖于霍菲尔德理论的概念性批评。

其中，权利的放弃最好识别：它既不是基于事实条件的成就，也不是基于道德错误，而是基于放弃权利为内容的意志行动。[12] 现在，就可以综合讨论权利的放弃、丧失和剥夺之间的区别了。所以，为了保障A所拥有的权利具备不可放弃的性质，那么就只能认为B在拥有一项豁免的同时，拥有一项相关的无能力。这是因为，如果将不可剥夺的权利视为指向一类权利的，那么它就由此成为一个跟道德错误无关的概念，它的成立并不妨碍具体权利可被剥夺这件事情。

[15]此外，在概念上，可否放弃的基础是意志行动，而可否剥夺的基础是道德错误，而意志行动和道德错误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物，所以剥夺与放弃是相互独立的。剥夺一个权利通常是条件式的，即人们因为符合道德错误这个条件而失去特定权利。

相应的，与此完美对应的不可放弃的权利，当然也就与正当侵害权利和权利被剥夺相容，进而不可放弃的权利并不是不可剥夺的。[37]Hillel Steiner, Directed Duties and Inalienable Rights, 123 Ethics 230，239-243(2013). [38]例如Martin P. Golding, Towards a Theory of Human Rights, 52 Monist 521,546(1976) [39]所谓对应命题，有时也被翻译为相关命题，它是说：我（权利人）有主张（权）(claim)，你（义务人）有义务(duty)。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它涉及高度抽象的概念辨析工作。这是权利存在的意义，它使得采取与权利要求相反的行动，为道德所禁止。